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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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0 作者:楊 麗 顏雲霞 來源:《新華日報》

劉志彪:立足現實,讓研究與時代同向而行

劉志彪:立足現實,讓研究與時代同向而行



■ 產業經濟學不僅是一門學科,更主要的是一種方法論。

■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具備為黨委政府決策服務、提供戰略建議等四種功能。

■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讓國內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成長中起決定性作用。


國家不搞經濟是不行的

記者:您33歲時,就已成為當時南京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和當時中國經濟學界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您是如何走上經濟學治學道路的?

劉志彪:我與經濟學結緣純屬巧合。我出生于丹陽的一個普通家庭,讀大學前也曾經在工廠做過臨時工,在農村插過隊當知青。1978年,懷着對文學的憧憬,我在報考大學志願表上一連填寫了好幾個高校的中文系,可發榜之日卻發現自己被剛剛恢復本科招生的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系錄取。當時還在農村知青點的我,猶豫了好幾天最終還是去報到了,畢竟自己從農村來,有書讀,有學上,就挺好了。

當時的安財大多是從上海那邊的大學分配過來支援的老師,師資力量並不弱。我從老師的授課當中,漸漸明白一個道理——過去我們貧困,跟經濟建設不是國家的主線有關,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國家不搞經濟是不行的。擔任"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課程的課代表期間,我開始對經濟運行的實際問題產生興趣,由此自覺主動地去閲讀當時能夠看到的經濟學名著,並逐步體會到對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問題進行思考的樂趣,進而立志致力於中國現實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

1982年8月,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剛剛恢復碩士研究生招生、錄取人數很少的廈門大學計統系,師從專門從事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研究的羅季榮教授,主攻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1984年12月提前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廈門大學念研究生時,受到羅季榮、錢伯海、胡培兆、黃良文等教授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結構分析方法的薰陶,使我對國民經濟學有了進一步瞭解。

我的學術積累最初來自對馬克思《資本論》三卷本的反覆精讀,源於對庫茲涅茨、熊彼特、凱恩斯、里昂夫、多馬、凡布倫、加爾佈雷斯等經濟學大家著作的深刻鑽研,同時還廣泛涉獵了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奧地利學派以及日本產業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名著和系列論文。勤奮、刻苦、紮實的學生時代,為我後續的經濟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記者:1984年研究生畢業後,您為何會選擇到南京大學任教?

劉志彪:老實説,我當高校教師,以及後來始終放不下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並不是出於什麼崇高的動機和願望,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主要是為了一個樸素的動機:在南京工作,能就近照顧我的父母。為了這,我放棄了去國家計委工作的機會。

入職南京大學之後,我被分配到經濟學系國民經濟管理教研室。南京大學濃厚的學術氛圍,國家如火如荼的經濟改革,使我如魚得水,迅速成長。1988年,我被特聘為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並擔任當時經濟學系的系副主任。1996年我擔任博士生導師,2005年成為國家在經濟學方面首批為數不多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從職以來如果説我取得了什麼成就,那一定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造就的。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同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緊密結合,同市場經濟發展的程度、深度、廣度緊密結合,與國家對經濟學研究的需要緊密相連。這個學科是與時俱進的,也給予我們經濟學者進一步施展才能的空間。

產業經濟學是一門學科,更是一種方法論

記者:國內許多學者都認為您對我國的產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您為何會把產業經濟學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

劉志彪:1992年以前我的理論研究側重於宏觀經濟學方面,1992年以後隨着改革的深入,我發現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結構方面的探討更為重要,於是便把研究視角轉向產業經濟學的研究。

國外產業經濟學(也稱為IO理論)的發展,最早起源於反壟斷和制定競爭政策的需要。芝加哥學派與哈佛學派之爭的核心也在於此。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從日本引進產業經濟學,其內容更多地關注利用產業政策推動宏觀計劃管理方式的轉型。如果説當時IO理論離中國國情較遠,而產業政策理論與中國的實踐更為靠近的話, 那麼中國學者當時選擇日本版本的產業經濟學模式就是有一定道理的。實際上,我自己就是一個深受這種觀點影響的學者。我認為,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説,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首先要完善產業結構、規範產業組織、強化產業聯繫,由於深入到了結構和微觀方面的研究,這對中國經濟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實,產業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學科,更主要的是一種方法論。利用產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轉型、失衡和發展"問題,是我一直所倡導的,也是我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的一貫準則。比如,除了傳統的研究壟斷、競爭政策外,產業分析方法可以從製造業向服務業延伸;可以與宏觀經濟運行相結合,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基礎;在微觀上可以與企業管理理論相結合,研究公司戰略經濟學;可以與金融經濟學相結合,分析公司的資本結構決策與市場結構問題;還可以與國際貿易問題相結合,分析公司內貿易與全球價值鏈問題,甚至還可以將其觸角延伸至勞動力市場、區域經濟發展。以產業經濟學為陣地,我的研究領域可以根據需要不斷向外延拓展。

用內需更好地聯通國內和國際市場

記者: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對國內國際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面對新形勢,我國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讓人想起您曾提出的"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理念。

劉志彪:"第二波經濟全球化"是我在2012年數篇有影響的論文中提出的概念,簡單地説,就是過去全球化利用的是西方市場,對本國市場利用不足。現在需要利用我們龐大的內需,去吸收國外的高級生產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創新要素髮展本國的創新經濟,也就是發展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

1992年以來,中國堅定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在把握加入WTO的機遇下,中國憑藉自身豐裕的要素稟賦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大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加工貿易。"第一波全球化"是基於出口導向的全球化,而"第二波全球化"是基於內需經濟的全球化。兩者不同之處還表現在:第一,"第一波全球化"前提條件是國內收入水平低,國內需求不足,而"第二波全球化"前提條件是提升生產要素的質量和生產率。第二,"第一波全球化"戰略目的是大量出口獲取外匯,而"第二波全球化"戰略目的則是利用國外高級要素髮展本國創新經濟。第三,"第一波全球化"戰略核心為"用市場換技術","第二波全球化"的戰略核心為利用國外高級要素髮展本國創新經濟。第四,"第一波全球化"的戰略路徑是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價值鏈,"第二波全球化"戰略路徑是中國跨國公司處於價值鏈高端並進行發包,利用國內價值鏈成長為全球創新鏈。第五,"第一波全球化"實施方法是招商引資等"引進來"方式,"第二波全球化"實施方法主要是"走出去",海外設廠或海外併購,獲取海外高級要素。第六,"第一波全球化"所依賴的產業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等,"第二波全球化"所依賴的產業為先進製造業以及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等。

記者:無論是"第二波經濟全球化",還是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都主張擴大內需,這與經濟全球化是否衝突呢?

劉志彪:擴大內需與全球化是相互促進協同關係,擴大內需是培育本國市場對國內外產品的需求能力。擴大內需可以以開放的方式進行,就是利用國外要素在本國加工生產,並在本國或國外其他市場銷售;擴大內需也可以以封閉的方式進行,通過國內價值鏈完成產業增值過程,而不與國際經濟發生聯繫。相反,如果市場規模擴大之後,按照本土市場效應理論,擴大內需可能會更好地促進出口。一方面,用內需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為我所用,發展創新經濟,進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依託於龐大的內需,實現規模經濟和差異化的優勢,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走上去和走進去。

總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基於內需的全球化一樣,都主張通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來實現新的全球化戰略,它們顯然不是不要國外市場,更不是封閉起來搞自我經濟循環,而是要讓國內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成長中起決定性作用,改變中國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形式、方式和途徑,不僅要以國內大市場體系循環代替"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單循環格局,而且要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鏈接起來,以國內市場發展壯大促進和帶動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市場循環。

理性認識"鏈長制""總部經濟"等新現象

記者:在疫情大考下,為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多地探索推動開發區產業鏈的"鏈長制"建設。對此,您如何看待?

劉志彪:我做過相關研究,南京等地在探索"鏈長制"建設中,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議。"鏈長制"是説,在不確定的世界背景下,受疫情影響,產業鏈出現鬆動或者脱鈎、斷鏈,要發揮政府在產業鏈中的協調作用。比如,在生產資金、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短缺時,需要政府去協調供應。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讓政府去管企業。政府何時需要出面協調,哪些不要管,需要釐清邊界。簡單來説,當市場可以通過交易自動解決,政府不應當去管;當市場不能協調解決的時候,政府就應該出面解決。

記者:現在很多城市都提出要發展總部經濟,您覺得應注意些什麼?

劉志彪:總部經濟指的是眾多企業將總部活動定位在特定城市的核心地區,通過自我強化效應而形成的集聚經濟。總部經濟反映了全球性城市在分工體系中所具備的功能或角色,它以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為主要內容,並且作為主導部門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

發展總部經濟也有一些問題需要澄清:首先,總部經濟不僅僅是企業總部的運營,也不是簡單發展地產項目或者中央商務區,總部經濟必須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總部基地和製造基地必須要形成協同定位的產業生態羣落。其次,要根據區域分工與協作原則來進行總部經濟的位置選址,要根據總部經濟的類型與層級來進行錯位發展。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應當是中國本土企業。現在跨國公司一般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者,或"鏈主",它們一般位於其母國,並不是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外資代工企業區位選址的主要因素是成本,一旦要素成本上升或遇到其他外部衝擊,將迅速轉移,因此也不是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發展總部經濟的主體只能是本土企業,本土企業作為後進者要在新興產業方面進行趕超,成為中國發展總部經濟的生力軍。

預防智庫建設"有庫無智"

記者:您在南京大學經濟學科的博士點、流動站、重點學科、研究基地、國家智庫建設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做過許多開拓性工作。您認為,治學最重要的是什麼?

劉志彪:這幾十年來,我帶了很多學生,僅博士生、博士後就有一百多人。我不挑學生,對學生沒有偏見,一視同仁。報我的研究生,只要分數達到了,我就收。我認為,興趣是最重要的。無論做什麼事情,如果缺乏興趣,是永遠做不好的。有了興趣,不懂的東西會懂,淺的東西可以做深,不願做的事情也會願意做。怎麼培養興趣?其實就是正向激勵,不停地證明自己能,就會產生興趣。我選擇經濟學這個專業,就是跟老師選我當課代表有關。簡單來説,培養興趣,老師是非常重要的。

在培養學生的方法上,我非常注重對他們的引導,特別注重學生基礎知識的積累,這也是源於我自己讀書時的人生感悟。指導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我一般會要求他們先花一年至一年半時間,把基礎的中高級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這三門課學通、學透、學紮實。專業課程一般不給他們指定教材,而是要求他們廣泛閲讀專業文獻,尤其是直接看英文相關期刊上發表的權威的100篇左右的論文,反覆研讀、做筆記、討論、思考、提煉、總結和分析,最後指導他們選擇一個對中國經濟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問題作為論文選題並深入研究。

記者:您現在是我省惟一進入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長江產經智庫的負責人,做國家智庫與當老師有什麼區別?您認為,新型智庫應具備哪些功能?

劉志彪:國家智庫與當大學老師相比,都要以學術為基礎。不同之處在於:首先,做智庫要對政策有高度的敏感性,要第一時間學習中央政策,靈敏感覺到、預測到近期經濟形勢變化;其次,做智庫要多做調查研究,要用數據和事實説話,不能只靠書本説話;再者,做學問要強調與眾不同、觀點獨特,而做智庫不能強調標新立異,只需要服從事實,最終的目標是給政府建言獻策,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為了國家更好地發展。

做智庫對我來説,也是一種挑戰,因為要求高、變化快。2015年11月,南京大學長江產經智庫成為江蘇首批重點高端智庫,2017年9月入選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在這一過程中,我對如何辦好智庫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想辦智庫,為社會發展服務,這是好事情,但現實中有些智庫"有庫無智",這個問題一定要予以重視。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有四種功能:第一,要為黨委政府決策服務,這是基本功能。第二,要有戰略研究能力,能看到過去、現在、未來,尤其是看到未來如何變化,為下一步戰略提出真知灼見。第三,解釋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第四,服務中國外交,用國際通用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助力對外交流。

(文章來源:《新華日報》2020年8月18日)